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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陈达飞:科创板的使命 | 复旦金融评论

邵宇、陈达飞:科创板的使命 | 复旦金融评论

■本文选自《复旦金融评论》第05期《科创板应该姓什么?——以两家科创板公司为例》

■作者:桂浩明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专家

■公众号:复旦金融评论

■主播:耿珊

科创板在新时代的中国和“改革开放2.0”中,肩负着什么使命?

本文共计5281字,预计阅读时长14分钟

就一个国家创设或强化国家组织、雇佣人员、凝聚政治支持、补贴经济企业和资助社会项目的现有能力(及潜在能力)而言,该国筹集和部署金融资源的手段所能告诉我们的,超过任何其他单一要素。

——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

“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是马克思的洞见。邓小平更进一步,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是突破平庸的循环流转过程的基本力量。而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则是“创造性破坏”机制能否得以发挥的关键。

中国有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毛主席曾以此为题,号召革命队伍上下抓住事物的本质,不宜过度悲观。那么,科创板的本质是什么,在新时代的中国和“改革开放2.0”中,肩负着什么使命?

转型的方向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到底是需求侧的问题,还是供给侧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周期上来看是需求侧,表现为金融危机之后的外需趋弱;趋势上来看是供给侧,表现为潜在经济增速,即自然增长率的下行。

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直接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所以是需求侧的冲击,但在此之前,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已经下降。这是因为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遇到了瓶颈

一方面,2004年前后,中国进入后刘易斯拐点时代(蔡昉,2014),农村转移劳动力供应不足,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开始上升,不断侵蚀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

另一方面,2011年前后,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占比超过10%且不断上升,劳动人口占比开始出现下降,新出生人口不断创新低。

经济增长内在地要求要素之间的匹配,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供给不足,自然带来资本产出效率的下降。而且,在投资驱动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加上金融配置资源的低效,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的情况。

劳动要素出现短缺,资本要素边际报酬下降,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如何转变经济增长动能,是中国转型的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维度就是经济增长动能的转型,即由过去依靠要素投入转变为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过去4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源自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那么未来,在人口红利不断消失的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将更加依赖资本的优化配置,这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逻辑,也是未来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主线。全要素生产率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微观主体效率这两者都与金融市场能否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有关。金融的角色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金融。中央银行发挥着财政的出纳的作用,商业银行被看作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替财政拨款。这种状态直到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颁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之后,才逐渐转变。

直到今日,中国的金融市场仍有计划经济的底色,这集中体现为金融在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中发挥的作用。它不仅是中国的特色,也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特色。

在《金融体系和专业转型的政治》一书中,齐斯曼从金融市场结构的视角,考察了一个国家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Zysman,1983)。他将金融体系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导,发行股票是企业进行长期融资的主要类型,银行更多的是提供短期融资。这种类型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是市场经济的典型。第二种类型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相对于政府控制资金的价格和分配,资本市场只发挥有限的作用,法国、日本和中国都属这种类型。第三种也是以银行信贷为基础,但金融机构可以自主支配资金和定价,政府较少干预。这种类型的代表是德国。在第一种类型与第三种类型的金融体系中,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在第二种类型中,非市场力量起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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